别让税收政策沦为政治武器 低税率能改善经济

香港长期奉行的薪俸税单一税率结构是一项成功的政策。美国若实施这项税制，有可能大幅改善国内经济。如果美国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按单一税率征收，再加上美国制度的其他优点，将吸引大量新投资进入当地，并促使大量美国海外资金迅速回流。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香港是世界最繁荣的都市之一，箇中有很多原因，也有很多政策值得其他金融中心和经济体学习。香港的单一税制始建立于1947年，成效十分显着；美国一些较开明的州份也实行类似税制。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各国政府和公务员应该认真思考，若任由税收政策成为政治斗争或迎合他人的工具，会造成何等影响。官员也应该探讨如何以破坏性最低的方式取得收入，以维持政府运作，并以最有利的方式使用相关收益。

　　有证据表明，低税率能改善经济表现。自1960年以来，不征收所得税或所得税率偏低的美国州份，其经济表现一直好过所得税税率较高的州份。

　　我们还知道，若要税制发挥预期的作用，纳税人必须普遍地自愿遵守税制。但纳税是一种负面激励措施，旨在告诫人们不该做什么。如果政府开征税项，税收必然会较少，但政府往往不明箇中原因。因此，为了让更多人自愿遵守税制，政府需要尽量减少让人避税的诱因。

　　需要牢记，就业机会和财富都是由纳税人创造的，而非征税者。政府因本质所致，本身并不创造资源，只是把资源再分配。为了把税收对经济的伤害降到最低，政府应制定较低的单一税率以取得收入。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单一税率的避税诱因最低，而且避税漏洞也最少。

　　香港在这方面仍然是典范。

　　任何一种成功都可能诱使他人瞎弄制度。任何税收政策的制订，有时是出于经济动机，因为当局希望借此增加税收收入；有时则出于政治动机，甚或以道德为名作出的权宜之计。因此，一项成功的制度不时会被人利用，以迎合特殊利益，而非满足公众利益。

　　许多情况下，税收政策的原则已不再是以对经济损害最少的方式取得收入，而是成为政治武器，用作满足各种边际利益：提高所得税税率打击富裕阶层，上调烟草税以惩罚烟民，大幅提高汽车燃油税以打击需要以车代步的人士。

　　英美都有明显的例子，令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好不容易取得的许多成果付之东流。正如拉弗曲线经常显示的那样，某些时候，提高税率只会适得其反，导致收入减少。

　　烟草税或许是最典型的例子，但也可以说是最有争议。即便这项政策的出发点良好，却往往削弱该税制自身的成效，也破坏了更广泛的税收环境。事实很简单：如果合法生产分销的香烟与免税香烟价差过大，自然就会出现黑市交易和大规模的逃税行为。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鲜有政客敢于在竞选政纲中要求降低烟草税。但对于希望向高糖、高脂肪食物以及酒类加税的人士来说，教训显而易见：市场对此类税项的容忍度不高，过度加税最终只会适得其反。

　　当吸烟者放弃纳税香烟，转而购买走私香烟时，公共卫生目标就无法达成。同时，本可投入公共项目的税款流失，落入犯罪分子的手中。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呼吁各国政府把烟草税税率定在至少70%。但我认为，诸如世卫这类机构并不应该干预主权国家的税收政策或财政管理。联合国正试图要求向航空业、能源使用和金融交易等方面征税，这种趋势同样令人担忧。

　　税收政策很少受到普遍欢迎和认同，但正如撒切尔夫人曾经精辟地指出：“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讨人喜欢，你就得准备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妥协，如此一来你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