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那些喧嚣的声音

越那些喧嚣的声音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4-02 15:59:15

　　穿越那些喧嚣的声音
　　那些激荡人心的文化交流，那些活生生的痛与爱，还没有彻底地远离我们。
　　
　　戴志勇
　　
　　10年前4月份某天，一个正读高三的中国学生在语文老师的课堂上显得有些魂不守舍。前一天晚上，他看一本小说直到凌晨3点。小说中，那个家在乡村却不得不周旋于宫廷贵族的主角，列文，像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住了他的内心。为了避免引起父母亲对他高考前还那么“不务正业”的焦虑，他甚至关了灯，打着电筒在被窝里读。
　　把时间再往前推91年，在1906年的9月到10月间，那本小说的作者给当时北大英文系的教授，素有“文化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回了一封信，在那封《致一个中国人的信》里，他说：“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去一向令我极为关注。我曾经尽力去了解我所能了解的中国生活里的事物，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看过中国的佛经和欧洲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近来，在欧洲人，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人对中国施行了那些暴行之后，中国人的一般情绪，当时和现在都令我特别关注。”
　　是的，那本了不起的小说名叫《安娜·卡列尼娜》，那个伟大的作者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当2007年3月28日，一位中国的领导人来到列夫·托尔斯泰曾就读过的喀山大学时，该所大学的校长说：“据我所知，当初托尔斯泰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原因是他的文学课没有合格。”小说的那位中国读者比小说的俄罗斯作者要稍微幸运一点，当年高考，他的语文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刚好60分。
　　
　　由北向南：在俄罗斯的星空下
　　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自己写起小说来，会直接以“列文”作为主角的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类似的情形曾一再出现。1852年，43岁的果戈里将《死灵魂》的手稿的第二部扔进火炉后不久逝世，55年后，鲁迅将这个深刻的俄罗斯作家带进中国，并写了与他的小说同名的《狂人日记》。在鲁迅一生给中国读者介绍的21个国家的166个作家里，俄罗斯作家占了47位。
　　以写“零余者”见长的奥辽尔世袭贵族屠格涅夫，让同样忧郁的中国作家郁达夫觉得心神相契：“在古今中外许多大小的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令人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长得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
　　还有既写短篇小说也写戏剧的契柯夫对曹禺的影响，还有果戈里之于巴金，屠格涅夫之于冯骥才，高尔基之于整个左翼作家……
　　不用再列举了吧！19世纪的俄罗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诞生出一大群文学的巨星，他们不仅照耀了俄罗斯的星空，也随之在20世纪点亮了中国人的情感和思想。中山大学教希腊文开古典班的刘小枫在他的书里说，当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后，就再也无法忍受二流的小说家了。
　　这种影响还流淌在木刻、芭蕾舞艺术，甚至我国政治上、军事上的机构设置里。当列宁的手稿在2007年3月呈现在中国领导人的眼前时，中国人所体会到还远远不是一种历史的沧桑。1917年发生在俄罗斯的革命，不仅从精神上，也从组织、目标上，在正反两个方面牵引了整个现代中国的步伐。如果我们还有能力从现代化的急速变幻中感受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基本气质，如果我们的眼力还足以使我们从当下关于医改、房价这些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话题里窥见历史的逻辑，那些有关大炮与鲜血，和解与友谊的故事，就依然触手可及。那些激荡人心的文化交流，那些活生生的痛与爱，就还没有彻底地远离我们。
　　1942年5月，郭沫若在《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的演讲里感慨到：“有一点使我们感觉遗憾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感觉遗憾的，就是这交流只是片面的。苏联文化给予我们的影响，真是浩浩荡荡像洪水一样向我们中国奔流，而我们中国的文化输到苏联方面的怎样呢?这，说起来真叫我们惭愧，两相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是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在20世纪的文化交流，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失衡。这种失衡，如果非得说得玄乎一点，是根植于两个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命运。但郭沫若只讲了20世纪，他的遗憾是真实的，但所提到的事实却有残缺。中国人聊可自慰的是，这种失衡并非是单方面。在18、19世纪，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的一切，都深受俄罗斯人的关注。而那个时候，中国人几乎从没有拿正眼瞧过这个北方的巨人。
　　
　　由南至北：来自中国的启示
　　就在《安娜·卡列尼娜》发表没多久的1877年，托尔斯泰开始研究中国的《老子》。后来他又在1893年根据德文译本翻译老子的《道德经》，1895年给一个名叫小西氏的日本人校订了他的《道德经》翻译稿。托尔斯泰对中国先秦诸子的兴趣，拓展到了孔子、孟子乃至墨子和荀子。在他的托尔斯泰主义里面，人们可以体会作家尝试将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的仁与道结合起来的努力。
　　单就作者个人的思想来说，我们自然不难从他对西方带着鲜血与暴力的现代文明的失望情绪里面，找到其对中国文化的和平主义与忍耐性格的推崇理由。然而如果将视野再放大一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伟大作家对中国的兴趣，仅仅是俄罗斯持续近两个世纪的对中国的关注的一个延伸罢了。
　　如果以1698年彼得一世剪掉领主谢因一脸飘逸的大胡子为开端，俄罗斯学习西欧的过程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罗斯从蒙古的长期统治影响中摆脱出来，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制度上开始告别东方，向西方靠拢。在这之前9年，在俄罗斯的扩张已经屡次触犯中国边界的情形下，俄罗斯与中国签定了《尼布楚条约》。这种在文化与制度上向西方的靠拢以及在土地上向东方的扩张，构成了俄罗斯与中国接触的基本背景。乍看起来颇为诡异的是，普鲁士、俄罗斯这些君主制国家所向往的西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来自中国的启示。
　　这股“中国热”，兴起于18世纪初。在封建体系已经快到末尾，而工业革命又尚在积蓄力量时期的欧洲大陆上，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主张在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实现自由、平等与博爱，对“开明专制”的渴望使得中国的清朝政府成为其赞美与模仿的对象。这种“政体推崇”发酵膨胀的结果，使中国的瓷器、园林、建筑与装饰品风靡欧洲。俄罗斯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年轻时就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执政后又邀请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达兰贝尔来圣彼得堡做客(虽然后者并没有过来，而前者过来后却没有受到重视)，与伏尔泰保持了长达15年的通信联系。俄罗斯的“中国学”也在这个世纪开始形成，对中国的经典、历史乃至地理情况，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到19世纪，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所引起的关注持续升温，出现了比邱林(1808－1821)和瓦西里耶夫(1818－1900)这样大师级的汉学研究者。浪漫诗人普希金(1799-1837)曾申请到中国来，可惜未被批准。就在他跟人决斗死去的同一年，最近几天开始广为中国人所知的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汉语教研室。
　　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眼光，仅仅朝向西方。从器物到制度，这个时候的中国改革家，其认识还处于近两百年前的彼得一世的水准上。就在1906年托尔斯泰向辜鸿铭对“俄国的暴行”表达自己关注的前一年，在日俄战争中俄国败于日本。真的如托尔斯泰所劝告的那样，几十年后的中国，既没有走上欧美的道路，也没有学习日本，而是走向了充满曲折的“以俄为师”。
　　
　　南北相望：古典之外还有……？
　　郭沫若一个甲子以前的遗憾过时了吗？当俄罗斯中国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拿什么相互交流？是已经只存于书本中的中国古典文明？还是功夫茶里所表现出来的、在商业社会的夹缝里残存的禅意人生？或者张广天的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戏剧？余华对中国现代史“隔靴子挠痒”式的反思小说？或者，竟然是商业性崛起而据说为俄罗斯总统先生所喜爱的少林功夫？
　　俄罗斯恐怕也离不开同样的困境。还是《战争与和平》吗？《天鹅湖》？网球明星莎拉波娃？正在中央台热播的《情迷彼得堡》？抑或是列宁的手稿？
　　还是穿越那些喧嚣的声音吧，不管是通过政治途径还是商业途径，只有两个巨人之间才存在真实有力的文化交流。再也不可能像亚历山大那样，像拿破仑那样，通过战争来拓展一种文明了，美国在伊拉克已经接近失败。对中国而言，从印度而来的佛教已经生根，从英国的炮舰上轰过来的“现代文明”尚在调适过程中。而俄罗斯，法国人基佐在1830年左右写的《法国文明史》里讨论欧洲文明的时候，略带揶揄地提到了西班牙，却根本没有提及俄罗斯，就文化而言，俄罗斯在基佐之后真正值得骄傲的好像仅仅是她的整个19世纪。
　　但是中国与俄罗斯，“金砖四国”中的两个大国，或许将在返回各自传统的同时迎来基佐所不能预料的复兴。